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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日，打工春晚錄制進入尾聲，照例是歷屆打工春晚的壓軸節目——全體大合唱《勞動者贊歌》，孫恒（中話筒）和許多（右話筒）帶領臺上臺下的人一起歌唱並且揮動著手臂。（本刊記者魏堯 攝）
即將於春節期間在網上播出的打工春晚，以樂觀的精神展現瞭農民工群體的艱辛與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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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日，第四屆打工春晚在北京9劇場進行錄制，來自北京、廣東、江蘇和臺灣的一百多名業餘演員參加瞭演出，他們絕大多數都來自各地工廠的生產線上，參加表演的三十大型車行車紀錄器多位兒童演員也都是打工子弟校的學生。
因為是業餘演員，缺乏演出經驗，原本計劃3小時的錄制時間被拖到4個多小時才錄制完成，但是臺下的觀眾卻一直為他們鼓掌叫好，到每年都會作為壓軸表演的大合唱《勞動者贊歌》響起時，觀眾們更是全體起立，同臺上的演員們齊聲合唱。
2015打工春晚將在羊年春節期間在互聯網上同觀眾見面，鑒於前一年的晚會在各個視頻網站已累積獲得瞭逾千萬的點擊量，今年的晚會很可能會受到瞭更多人的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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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兄弟把歌唱
春晚是中國文化市場上一個獨特的現象，每到中國農歷新年，各傢電視臺都會推出自己的聯歡晚會節目，花重金請來明星加盟演出，其中中央電視臺的春晚在過去三十年裡受到最多中國觀眾的喜愛。
同這些電視臺春晚不同的是，打工春晚完全發自民間，從2012年第一屆打工春晚伊始，每一屆晚會的主創人員都是各地打工者，不管是唱歌跳舞還是說相聲演小品，舞臺都不是他們的專業，下瞭舞臺，他們穿上工裝，就成為中國近3億農民工當中的一員。
2015年的打工春晚總共有21個節目，包括歌曲、舞蹈、相聲、小品和詩朗誦，其中隻有兩個節目的演員是職業歌手，其他均是一線工人瞭與電視上形形色色的各臺春晚迥然不同的氣質。
1970年出生的周憲壽2000年從河南老傢到江蘇蘇州打工，十多年來一直在做摩托車維修，業餘時間自學吉他和唱歌，經常在蘇州參加一些民間文藝比賽，據他講自己在當地“小有名氣”。他在本屆打工春晚上身著平時的工作服演唱瞭一首原創歌曲《打工兄弟把歌唱》，講述瞭自己離開傢鄉外出打拼，抒發思念父母妻兒的感受，贏得臺下熱烈掌聲。尤其是表演結束後，他跟晚會節目主持人崔永元互動時，略顯木訥的表現引發瞭臺下陣陣笑聲。
崔永元是中國最知名的節目主持人之一，從第一屆打工春晚開始，他就站在舞臺上主持晚會，他的名氣為打工春晚的推廣做出不小的貢獻。2月1日，同他站在一起的兩位女主持王福菊和丁麗都是來自南方的工人協會的社會工作者，她倆在從事社會工作之前，同樣也有著打工的經歷。在舞臺上，崔永元通過嫻熟的主持和語言技巧調動著觀眾情緒，並一次又一次為農民工群體呼籲權利實現，同崔永元相比，兩位通過網絡海選成為主持人的姑娘則顯得很緊張，晚會剛開始的時候，丁麗甚至雙腿在發抖，但正如她在網絡競選時所說，她曾經的女工身份讓她知道工友們想的是什麼，四名打工子弟校的學生在表演完詩朗誦《北京，我來瞭》後，她在舞臺上控制不住流淚，並在崔永元的鼓勵下發表瞭一大段關於打工者權益的想法，博得臺下觀眾長時間的掌聲。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瞭輝煌的成績，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數量龐大而廉價的農村勞動力，幾代打工者放棄農村生活來到城市，進入工廠，成為生產線上的基層工人，他們付出瞭辛勤努力，同時為中國GDP增長做出瞭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這個群體卻長期遭受輕視甚至歧視，其權益時常受到損害，主要體現在勞動強度大，薪酬低，缺乏正常的社會保障等方面，而中國的戶籍制度又讓他們很難獲得同城市4G即時影像行車紀錄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務。2010年一年，以代工生產蘋果電子產品而聞名的臺灣富士康公司設在廣東深圳的廠區內，接連發生瞭14起工人跳樓自殺的駭人事件，打工者的權益問題也因此而前所未有地受到媒體和公眾的關註。
來自深圳的張峰是“工廠五角星樂隊”的鼓手，他和樂隊成員為今年打工春晚帶來瞭歌曲《工作8小時》，作為這首歌的創作者，張峰2012年從湖北老傢去瞭深圳，曾經在富士康深圳廠區工作過兩年。他對記者說：“8小時工作之外的加班成為一種福利，因為隻有加班才能獲得更多報酬。”談及富士康工人的跳樓事件，他認為很大原因在於“工廠裡的年輕工人過於孤立，生活單調無味，內心的壓力沒有釋放的渠道，而可能直接導致跳樓的那根‘導火索’隻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瑣事”。
從富士康離職後，張峰進入瞭當地一個面向工人的“公益學堂”，他在那裡為工友們教授吉他和鼓。25歲的他也是在這所學校裡，從許多大學生志願者那裡瞭解到瞭很多關於工人權益的知識，他在同記者的交談中，經常會冒出“社會責任”、“勞工權利”一類的詞匯，同上一代農民工相比已經有瞭明顯的區別。
他認為，讓工廠裡的年輕人擁有更多的文化和社交活動，對於緩解他們的心理壓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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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者的吶喊
打工春晚的演員名單裡，很多像張峰這樣的演員都是本屆打工春晚的總導演許多在深圳同工友組織交流並進行節目選拔時看上的，一頭略顯雜亂的長頭發讓許多看起來跟一般工人不太一樣，事實上的確如此，他並非生產線上的一線工人，而是北京工友之傢的一名專職社會工作者。
最近半年，許多的主要工作就是打造2015年的打工春晚，作為總導演，工作並不輕松，他從2014年9月就開始為新一年的打工春晚忙碌。2015年1月7日，當記者在北京工友之傢所在地皮村見到他時，他正處在晚會籌備最忙的階段，距離節目錄制不到一個月，“一些節目還沒最終定下來”。許多在這場特別的晚會籌備中，除瞭統籌全局，自己還創作參演瞭一個小品。他說：“打工春晚還是想對一年來中國工人群體的發展有一個回顧，講真實的工人生活，希望對這一年的工人活動做一個反思。”
“用歌聲吶喊，以文藝維權”，這是當年新工人藝術團成立初始就定下的宗旨，在許多看來，這個宗旨意味著“用歌聲吶喊出工人的聲音和委屈，以及對現實的反思，首先應該發聲才能更好地為工友維權。”而越來越紅火的打工春晚無疑是一個面向更多觀眾和群體的良好平臺，足以發出夠大的聲音，讓社會管理者和普通民眾都能聽到。回顧打工春晚這四年，許多覺得社會正在發生著變化。
2012年1月，在組織過幾年“新工人藝術節”的基礎上，第一屆打工春晚在皮村舉行，劇場是皮村工友們自己搭建的，設備簡陋，甚至都沒有采暖設施，在北京的寒冬中，一百多名觀眾跺著腳看完瞭演出，上傳到互聯網上後10天內點擊量接近50萬次，並很快引起瞭各方關註，之後幾年這臺晚會相繼得到瞭朝陽區文化館、朝陽區委、北京市總工會以及全國總工會的支持，2015年的打工春晚在朝陽區文化館旗下的9劇場錄制，並且文化館還免費為晚會提供瞭燈光舞美等硬件支持。
即便受到多方幫助，這臺晚會的成本還是盡量在壓縮。許多介紹說：“我們總共花瞭10萬元左右，主要是用來支付外地演員的往返路費和在京食宿，其他的支出我們也盡量壓縮，就連化妝師都是請來的志願者。10萬成本中的7萬元是通過網絡眾籌獲得的，另有3萬元是依靠一些社會基金會贊助的。”一臺晚會，10萬元的成本，可能還不及一些演藝界明星身著的一件華麗裙子值錢，不過對於許多和廣大打工者們來說，意義自然完全不同。許多從這些演員的身上，仿佛看到自己從傢鄉來到北京經歷的夢想演變。
1999年，從浙江海寧懷揣音樂夢來到北京的許多在地下通道裡賣唱，幾年下來，明星夢並未實現，反而是機緣巧合下，他自己改變瞭自己的人生。2002年，許多同王德志、孫恒等人結識，幾個“文藝青年”志同道合，決定將自己的文藝理想同工人權益事業結合起來，“打工青年藝術團”四鏡頭行車紀錄器推薦（後改名為新工人藝術團）和“北京工友之傢”在當年成立註冊。
與許多的經歷類似，王德志和孫恒也都是因各自的“文化追求”來到北京的。1995年，18歲的王德志揣著從傢裡偷出來的700元錢，從內蒙古坐火車來到北京，他夢想著能在央視春晚上說相聲，他可能沒想到20年後他真地能夠站在另一臺春晚上說著自己創作的相聲。孫恒原本在河南做音樂教師，1998年背著吉他北上進京，也想成就一番自己的事業。
同為北漂一族的他們開始結伴參加演出，有一次在建築工地為建築工人們演出時，他們倍受感觸，從此開始瞭為工友寫歌唱歌的演藝生涯。
2005年，拿著出唱片的7.5萬元版稅，他們在北京朝陽區城鄉結合部的皮村租下瞭一塊場地，以此為根據地發展壯大，到2015年，北京工友之傢已有超過100名的專職人員。在這個距離首都機場不遠總是有飛機掠過上空的村莊裡，許多他們建起瞭打工子弟學校、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圖書館、愛心超市，並且辦起瞭打工者自己的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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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村實驗
打工春晚的錄制現場朝陽區9劇場位於北京高樓林立的CBD地區，與北京工友之傢大本營、同處朝陽區的皮村直線距離僅有15公裡。然而皮村卻是一個典型的依托低端產業發展起來的城鄉結合部村鎮。
目前皮村大約有2萬居民，大多數都是外地來京務工人員，在皮村大大小小的傢具建材作坊裡打工，一條繁華的商業街為這些打工者提供著基本的衣食住行娛樂服務，商業街之外幾乎全是磚砌的兩層小樓，住著操各地口音的打工者。
2005年，孫恒、許多他們找到這裡的時候，用第一張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傢》的版稅租下瞭村內原公立小學的舊址，經過他們和志願者的共同努力，一所打工子弟校---同心實驗學校成立瞭，很快在皮村的一座院子裡，工友活動中心也成立瞭，圖書館、博物館、劇場也一間一間地建立起來瞭。
現在，工友活動中心每晚都會聚集許多在皮村打工的年輕人，他們可以在愛心超市裡挑選廉價的服裝，這些服裝都是通過募捐得來，且質量合格；定期更新館藏的圖書館也向工友免費出借圖書；節假日時，工友之傢活動中心的大院裡，會舉辦各類文藝活動，每年工友之傢都會舉行新工人藝術節，大傢聚在一起唱自己寫的歌。唱歌無疑是工友們最喜歡的文藝形式，每周六在簡易的劇場裡，工友之傢的員工李向陽都會組織工友們唱KTV。
31歲的李向陽在打工春晚上既唱歌又跳舞，一人出演瞭多個節目，可謂是皮村最著名的文藝明星。他在工友之傢工作有兩年多瞭，這是他2007年高中畢業從老傢甘肅白銀來北京後幹的最長的一份工作。北京足夠大，他幹過保安、服務員、快遞員、工廠臨時工等，甚至在一些民間藝術團裡當過演員，但他說那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直到來到工友之傢，他開始覺得生活很快樂，在KTV活動中，作為組織者的他總是在熱場演唱時故意出些狀況，能迅速調動起大傢快樂的情緒。
同樣是工友之傢的專職員工，28歲的王博展現出跟李向陽完全不同的氣質。2012年大學畢業後，學計算機專業的他選擇瞭社工這個職業，2013年一年，他在中國各地的10傢不同領域的NGO做志願者，北京工友之傢曾是其中一站，經過一年多的“遊歷”之後，他回到大車專用行車紀錄器安裝北京，選擇留在這裡工作，同時也成瞭同心實驗學校的一名老師，教孩子們社會課和體育課。
談及北京工友之傢跟別的NGO的最大不同，他說：“我們本身都是打工者中的一員，所以我們不是來這裡解救農民工，而是和大傢在一起，用自助的方式從內向外去尋找解決的辦法。”正因如此，許多、李向陽、王博他們將皮村的工友們很好地團結在一起，除瞭享受文化活動之外，也通過法律援助、集體協商等方式維護他們工作和生活中具體的權益。
王博談到打工者在城市遭受的歧視，除瞭工資待遇和用工環境等方面，其實還體現在享受文化和教育權利方面。雖然政府在努力解決農民工子女的就讀問題，但因為他們沒有城市戶口，目前依然難以獲得同城裡孩子一樣的受教育機會。
同樣的，一旦離開皮村這塊“試驗田”，農民工能去哪裡找到一處專為工友們開設的KTV場所呢？張峰告訴記者，在深圳富士康龐大的廠區周邊，有很多特殊的KTV，就像一個個電話亭一樣，進去以後投一元硬幣，就可以拿著話筒在封閉狹小的空間裡唱完整首歌。這種KTV十分流行，能反映工人們對文化消費的渴求，但張峰說：“我很不喜歡這種形式，因為它沒有交流，沒有互動，就跟工人平時工作的狀態一樣。”
張峰和他的樂隊成員此次來北京參加打工春晚，也專程去瞭皮村的文化活動中心感受瞭一下，他們都覺得“皮村是個好地方”。前三屆打工春晚的總導演王德志曾經說過：“打工春晚要通過樂觀的表達，讓大傢看到艱苦生活中的希望，而不是總是苦哈哈的，那隻會讓人絕望。”很多時候，在皮村進行的文藝活動會用一種軟化而又快樂的方式，潛移默化地改變參與其中的人。從這個角度來說，皮村無疑正在進行一場社會發展的實驗。長期關註農民工問題的中央黨校劉忱副教授在打工春晚現場觀看瞭節目，她說：“打工群體是中國社會最具活力、創造力和未來的一個群體，我希望有一天帶中央黨校的學員去皮村上一堂社會課。”
中國社會科學院媒介傳播與青少年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卜衛對皮村的這一系列工人文化活動和兒童教育活動有著深入的參與和研究，她十分認可這些活動，對於這一代“新工人”和他們的子女來說，參與更多的集體文化活動，為他們獲取城市身份認同感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中國政府也已逐漸認識到基層文化活動對於農民工群體的重要性。2015年1月21日，文化部副部長楊志今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辦新聞發佈會上對記者表態“將加強農民工文化建設、把農民工納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更好地保障農民工群體文化權益，使文化成為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橋梁”。卜衛向記者介紹，學界建議中國政府除瞭直接辦文化活動，還應多采取購買文化服務項目的形式來支持更多的像北京工友之傢這樣致力於打工者文化活動的社會團體。
崔永元在主持節目時面對坐在觀眾席二樓的文化主管部門嘉賓們提出瞭“政策能落實”的希望，這樣的聲音會通過打工春晚在之後的傳播中影響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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